亮甲是吃的还是涂的？亮甲是口服还是外用？

另一方面，顾颉刚从中国考古学兴起时就非常熟知考古学的发展状况，并且擅长运用考古学的最新成果助成他的疑古观点，表明古史辨派与考古学的关系尚有其复杂的一面。

欲使庶民居家皆行孝弟，则其对于国君自然忠顺，不至犯上作乱。[⑥] 杜维明：《杜维明文集》第三卷，武汉：武汉出版社2002年版，第411页。

（《论语·学而》）这段话的字数不多，意思也浅显易懂：如果人们能够在家庭生活中做到孝父从兄，他们就不可能在朝廷里从事犯上作乱的活动了。[④] 对于历代帝王这种一边管理着整个国家、一边还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专门注释《孝经》的做法，我们与其天真地归因于他们本人的生性至孝、品德纯朴，倒不如归因于下面这个深层的因素：他们不但敏锐地意识到了《孝经》要比四书五经更直白地阐发了移孝作忠的理念，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察觉到了这一儒家理念对于维护专制统治的巨大积极效应。从某种意义上说，尽可能防止儒家思潮被这种本来并不难防的暗箭继续洞穿，也是我们今天从理论上深入破解移孝作忠的儒家密码的现实意义所在。再如，孔子在讨论《诗经》的伦理功能时所说的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论语·阳货》），在论学时所说的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论语·学而》），在回答齐景公问政时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以及在编撰《春秋》时流露出来的令乱臣贼子惧的鲜明意图等，也都从不同角度指认了君臣业缘与父子血缘的比附关联，充分彰显了孝与忠之间的两位一体。不难看出，这两段话实际上是试图在权贵集团内部的家国一体模式的基础上，进一步营造出家国同构的奇妙氛围，将整个社会都看成是一个由万岁爷以及各级父母官与他们管治之下的无数子民共同组成的类血亲大家庭。

道理都自仁里发出，首先是发出为爱，爱莫切于爱亲，其次便到弟其兄，又其次便到事君以及于他，皆从这里出。不难看出，一旦通过血亲比附的扭曲途径完成了移孝作忠的荒谬转型，这种最有儒家特色的伦理理念在现实生活中所能发挥的最主要作用，也就是要求普通百姓把自己对父母的上述孝顺态度转移到了万岁爷和父母官身上，以期达成维护独夫统治天下之局的目的：既然按照荀子有关君者，已能食之矣，又善教诲之者也的说法，君主官长养育教导普通百姓的深厚恩情远远超过了后者的生身父母，普通百姓当然也就应当对于君主官长做出更高程度的感恩回报，谦卑恭顺地服从君主官长的至上权威，随时为了满足君主官长的要求做出辞让牺牲，哪怕这些要求本身是不正当的也必须如此，结果就把君主官长与广大民众之间的伦理关系也变成了一种实质性不平等的单向度关系：君主官长对于普通百姓拥有管教打骂甚至生杀予夺的权威，普通百姓对于君主官长只有恭顺忍让甚至奉献牺牲的义务，以致哪怕君主官长对于自己麻木不仁、视作草芥，普通百姓也必须为了回报他们作为万岁爷或父母官养育教导自己的无限恩情，接受乃至感谢君主官长的压迫坑害。在干涸的土地上落下一滴水都会拼命往自己身上吸，而绝不会礼让他人的。

中国人的自私是靠持久和忍受来获得的，个体的强势并不是优势。连光线也逃不出的黑洞理论，能更直观的说明宇宙间自私的本性。美国急于用普世价值论统一世界的目标，是脱离实际的，不可能实现的，这个会在后文来说。地大物博的中原文化，集体耕作，个人的能力不在于你一时一地的强势，庄稼不会因你的强大而一夜长成，而在于你能持续始终的埋头苦干，耐心地伺候着庄稼慢慢的长成，这样会在以后的较长时间里，才会获得统治者的赏赐。

穷人们你们为什么穷，是你们上世没修行好，所以过苦日子不必抱怨，你要安心过你的苦日子，若能更刻苦自己而为他人做一些善事，你会在死后上天堂，且过上好日子，你的私人利益不是要你不有，而是让你等到来世才有，不是让你无私，而是会满足你大私，只是要等，内心一边修炼一边等，或许若干年，或突然什么时候有一个报应，至少会在来世，在天堂里有好的报应。不敢想象的妄想却变成了今天的现实？把私欲放出来，让天地变了样，生活大提高，物质大丰富，对人类来说，是不是找到了法宝，有了这一招，就一切完好，高枕无忧了呢？ 先不要高兴的太早，现代已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出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问题。

文化多元文明一致是发展方向唐奖于2012年12月由台湾企业家尹衍梁成立，设置永续发展、生技医药、汉学及法治四大奖项。如果你认为儒家之经颇具宗教因素，那么儒家就包含重要的宗教因素。这样，礼貌与高贵并行，两者同等重要。

礼，则意味着人类情感的自然表露。因此，孔门弟子强调家庭和地方社团的重要性。于是，他将四书译成拉丁文，开启了西方借鉴儒家学说之先河。也许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至少有一些共同的基点供大家讨论问题。

2014年首届唐奖汉学奖的获得者是余英时。看待每一件事都应该观照它的历史背景，这一点至关重要，且要明了不同传统之间可以相互学到什么。

此外，儒家非常强调正确的领导者的作用，以及信任的重要性，因为信任是社会组织的基础。进入专题： 狄百瑞 儒学 宗教 。

您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狄百瑞：主要问题在于如何界定宗教。狄百瑞主张儒学绝非现代化的阻碍，反而是东亚地区的文化资本。但是，还应该使每个个体都如同领导者一样对自己负责，而不是仅仅依赖这个领导者。中国民间宗教中的确存在实用主义倾向，道教就是一个例子。它未能成功地介绍主要的传统经典。而我们在哥伦比亚大学所设置的核心课程才是十分有效的。

正如我们在当代社会中所看到的，人们花费很多金钱和时间在法律诉讼上，而这一切却不具有建设性意义。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教育步骤。

在西方早期文明中也重视这一点。我认为孟子有着一种预言家特征，而荀子恰恰与之相反。

你要问我儒学的作用是什么，我的回答是：它不应仅仅存在于西方教育中，而是应该在各个地方实施。不能只是谈论多样性（diversity），那是不会有所获的。

这完全不同于人们强调的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以及我的同事萨义德提出的东方主义，它歪曲了西方对中国、对儒家的回应。当日本人接触到儒家、道教和佛教时，他们发现只有儒家重视公共利益。因此，可以信任的领导者即君子，君子道德且智慧的领导赢得人们的尊重（令人肃然起敬）。因此人们反对这种做法，并不认同它。

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儒家的主要经典应该成为全球教育的一部分。人们应该研读这些经典。

尽管各国的教育状况有所不同，但我认为儒家经典是适合所有文明的。事实上，早在基督教教团来到中国之时，MatteoRicci（即利玛窦——博主注）及其他耶稣会会士就与儒家学者有所接触，MatteoRicci强调他们之间的友谊。

如果只有个人意见，而缺乏公共的基础，那个人意见是不能够有益于大众的。我曾经说过，我从日本人和韩国人对儒家的理解中有所收益，然而我是从西方学者那里开始认识儒家思想的。

因为，共性与个性是并存的。它们以不同的方式熔铸人类的情感，使之成为公共论域的一部分。你不能在道教和佛教那里发现这些，因为他们强调的是私人体验、个人感受，因而太情绪化。儒家经典是首先应该被介绍的核心课程。

你要意识到这两点：普遍性与特殊性。儒家主要经典应成为全球教育的一部分 刘一虹：您怎样看待儒家学说对现代社会的贡献？ 狄百瑞 ：这一问题我之前有所论述。

被采访人：狄百瑞，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采访人：刘一虹，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window.slotbydup = window.slotbydup || []).push({ id: u6927290, container: _8uh0i7n5px8, async: true });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9月7日第13版《域外》 关键在于如何界定宗教 刘一虹：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宗教有很强的实用性，信徒总是怀着一种务实的态度，希求通过信教来实现自己在现实以及来世的愿望。教徒总是专注于礼拜奉神，西方宗教中包含了很早就孕育于希伯来文本中鲜明的先知预言的特征。

刘一虹：您认为日本和韩国的儒家学说教育方式和效果怎样呢？ 狄百瑞 ：我认为这两个国家做得还是不错的。西方的宗教属于印欧文明，印度、中东以及西方宗教间有很强的相似性。